关于当今中国的法家思想

一、何谓法家？

法家在中国被称为“法家”，可译为“法律学派”。 其主要原则在战国时期¹开始成形，但直到秦朝²时期，其实践、信仰和理论基础才得以完全确立。

中国法家哲学流派主张，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既不能建立在人的美德之上，也不能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品质之上，而必须源于一套根基牢固、执行严格、不带个人色彩且统一的法律体系 （正如凯尔森所指出的，有必要制定客观且非个人化的法律）；对违规行为，应根据罪行的性质处以罚款和严厉惩罚；同时，也要懂得对那些遵守法律规定的人给予奖励（冯，2017）。

与许多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一样，法家对人类持消极且悲观的看法，因为它认为人类无法摆脱自私和个人利益，这迫使国家必须制定严厉的法律来维护整个社会秩序。 因此，法家思想的原则是“法”，即法律本身，它必须以清晰、成文且公开的形式呈现，以便全体公民都能查阅和了解，并确立法律是统一所有人的原则， 因为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李，1985），也就是说，应优先采用一种理性-法律的权力管理视角——这与韦伯的思想一脉相承。

当将这一哲学原则推演至具体的领导职位时，“势”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或权力。 因此，个人的美德（如果存在的话）并不会转化为更优的治理实践，而是由于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使其被赋予了必须懂得运用的权威， 因为其职能、目标、宗旨和任务早已以书面形式明确规定，这既不留有自由解释的余地，也不允许对法律进行任意的适用。

法家学派认为，只要遵守这一点，即使是平庸之辈也能成功地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的职责是执行已经写明并决定的内容，不留任何犯错或滥用的余地（李，1985）。

值得重点探讨的第三个法家概念是所谓的“术”，即技术，也就是施政的具体方法。 它将行政方法、对管理层的监督以及确保“法”得到遵守的监管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惩罚、刑罚、罚款和奖励的制度（李，1985）。

作为一种在秦朝时期形成并作为官方思想成熟的哲学思想，其许多原则深深植根于国家的治国之道；正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的，尽管历经数个世纪和政体的不断更迭，这些思想的痕迹依然存在于当今中国的政策之中， 尽管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和政体的更迭。

II. 法家思想的简史

在战国时期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当整个中原地区都深陷于软弱与衰败之中时，一种思想应运而生：要实现国家的最佳复兴，就必须建立一个基于法律、基于成文规定、且不容解释的政府。

周代³的礼制已然支离破碎，许多传统似乎注定要消亡，因此这一哲学思潮——虽带有悲观色彩， 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正如后来西方霍布斯思想所体现的那样——便开始推翻儒家“国家重建必须以德行和道德为基石”的信念。 它也没有将道家的自然主义视为振兴治理的明确选择，而是断言真正的复兴必须从国家内部出发，从而重新影响统治者，以促进政府本身， 从而确立“法”作为治国的基本基础（刘，2008）。

这一哲学思想诞生于秦国，当时秦国尚未开始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逐步武装起来并接连吞并周围的所有诸侯国。 在其官员群体中，商鞅很快脱颖而出。这位政治家在君主的赞同下，在秦国全境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行政和司法改革。

在君主的鼎力支持下，商鞅迅速废除了自古沿袭的各种世袭特权，将整个领土重新组织在君主的完全控制之下，并提倡以军功作为社会晋升的途径。 为此，他不得不制定一套法律措施，明确规定秦国境内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及各种变故，这使得秦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效率极高、军事行动迅捷而强大的行政机器。 商鞅或许并未意识到，他正在为未来中国的新一轮统一奠定完美的基础（牟，2020）。

法家思想在公元前3世纪韩非的笔下达到了理论巅峰 （韩非）的笔下达到理论巅峰，他将整个法家传统与儒家、道家元素融为一体，汇编成一部通篇，从而创立了一个既具有强大中国古典根基、又可在实践中应用的体系，因此并未遭到传统主义者或纯粹主义者的抵制。

韩非的思想对李斯——中国首位皇帝的丞相——的行政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斯将“法、术、时”的原则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从而使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的官方行政哲学。

因此，在这个王朝统治下，文字和度量衡体系得以标准化； 还进行了大规模焚书活动，并建立起强大的审查机制，以确保形成唯一且统一的帝国叙事；同时，帝国行政机构也会压制思想上的异议。 几代学者对秦朝迅速覆灭所提出的批评之一，或许与其对国家社会各方面的铁腕控制有关（冯，2017）。

秦朝覆灭后发生的事情，彰显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一种后来被正式称为“外儒内法”的制度得以确立，其字面意思可译为“外儒内法”， 即在庄重的表面帝国仪式中彰显儒家思想，而政府治理和立法则基于秦法家思想。 尽管法家学派作为独立学派于公元前206年随着秦帝及秦朝的覆灭而消亡，但其原则与形式却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三、当今中国的法家思想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分析过，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如何利用其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和政治思想，以“中国式”的方式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当前的政府措施，在权力、法律和社会控制的构想与诠释上，都带有强烈的结构性法家色彩。让我们来看看其中最突出的几项。

因此，现任领导层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一前提必须提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依据法律治理国家”。 根据本文此前阐述的内容，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法律领域的这一理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即将“法”作为治理的主要工具，其地位远高于道德和个人品德（Wang, 2004）。 如今，它已成为支撑中国所有政治话语的支柱之一。

法家“施”的概念试图让我们认识到，职位的重要性在于职位本身，而非担任该职位的人，从而彰显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而非当时负责管理该事务的官员。 因此，当今中国政府力图避免将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或人气作为其成功的衡量标准，而是通过相关法律准则的落实情况来衡量其成败。

为此，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开展内部纪律宣传教育活动、对某些领导干部进行临时轮换，以及完全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所有这些举措都旨在赋予体制以权力，而非特定个人（葛，2009）。

在最近的行政改革中，中国实施了一套针对公职人员的审计、纪律检查以及基于指标对全体成员进行评估的制度。 若对这些措施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术”的概念，即技术、权力的实施及其持续监督，以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Lieberthal，2004）。 因此，中国正逐渐摒弃那些旨在维护法律裁量权的道德说教，转而确保通过严格、可验证的技术性程序来保障制度的公正性。

与那些相信人可以通过再教育在美德和价值观上得到成长的儒家或道家思想体系不同， 法家体系则坚定主张：对遵守或违反“法”者进行明确的奖惩计算，才是维护国家秩序的理想方法。 遵循这一法家原则，中国政府将其当前稳定的大部分基础建立在对那些违反现行法律体系、犯下某种罪行的成员进行明确且具有警示作用的惩罚之上。

其中，针对党内人员腐败行为的惩处尤为著名：根据贪污金额及犯罪严重程度，被判定处以或轻或重的刑罚（Ang，2020）。 这既是一种维护秩序的法家手段，也是对他人的一种警示——当形势需要时，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样会采取严厉措施。

近年来，中共中央最强调的原则之一便是所谓的“稳定”，即将稳定视为国家主权内的最高价值（刘，2008）。 当今的中国国家将这种“稳定”与古典法家思想联系在一起——法家思想始终致力于避免混乱（须知中国曾经历过战国时期的动荡），并确保实现和平与进步。 北京方面非常清楚，集体秩序——即使有时要以牺牲某些个人自由为代价——也是足以让整个国家机器为实现国内和平共处而全力运作的充分理由。

四、结论

这篇关于中国法家思想历史政治现实的简要探讨，彰显了中国古代哲学模式的延续性，这些模式甚至在当今国家的治理中依然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当中国深陷绝对的混乱与无序之时，法家思想是如何在何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期通过改革重振国家。

回顾其历史历程、鼎盛时期及其迅速衰落，这一政治哲学体系成功地扎根于国家的根基之中，以“存在而不显形、施加影响而不喧哗”的方式延续至今。 可以说，尽管法家并未作为一门学派延续下来，但它或许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潮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秦朝覆灭后出现的“外儒内法”之风，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盛行： 因为当中国共产党在公开演讲中倡导人民的道德价值观、文明和谐以及对环境和社会应尽的责任时，国家的实际运作却建立在坚实的规范、严格的制度控制以及对犯罪零容忍的强力法律制裁之上。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亚洲巨人：即了解所有那些在该国发展历程中发挥关键且根本作用的历史政治驱动力。因为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理解它的过去及其形成过程，理解它的发展及其实施方式，理解它的失误及其解决之道。

若不承认当今中国这一政治现象是其领土上整个政治历史的集大成者——其中无疑包括那“消失”的法家思潮——我们就无法对其形成整体认识。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断言，当今党的政策是法家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但它们确实忠实地再现了法家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对法律的工具性理解、与个人美德的脱钩、国家中央集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强力官僚控制。

参考文献

¹. 在中文中，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止于公元前221年，此时整个疆域重新统一，该阶段随之结束。 这些诸侯国包括齐、楚、燕、韩、赵、魏，以及最后一个——秦。

²。秦朝（中文称“秦朝”）是公元前221年统一此前历史时期所有诸侯国的结果。 尽管秦朝实力雄厚、气势如虹，但其统治仅维持了数年，便于公元前206年土崩瓦解。其他外语中“中国”一词很可能就源自对这一朝代的称谓。

³. 周朝（周）是中国统治史上按时间顺序排在第三位的王朝，曾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 其统治时期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作为三大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此后掌权者将由皇帝接替。

参考文献

Ang, Y. Y. (2020). 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冯友兰 (2017). 中国哲学史 [Historia de la filosofía china]. Californi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葛兆光. (2009). 中国思想史[Pensamiento e historia de China].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 (1985).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Ensayos sobre la 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chino antiguo]. 北京: 北京新华印刷。

Lieberthal, K. (2003).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 W. Norton.

刘泽华 (2008).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chino].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牟宗三 (2020). 中国哲学十九讲 [Diecinueve lecciones sobre filosofía china]. 北京: 中华书局。

Wang, Jiangyu (2004).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 Realistic View of the Jurisprudence, the Impact of the WTO, and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Singapur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47-389.